尼日爾成為西非繼布基納法索、幾內亞、馬里和乍得（所有前法國殖民地）之后最新一個由軍隊奪取控制權的國家。自1990年以來，撒哈拉以南非洲發生的27起政變中，驚人的 78% 發生在法語國家，這導致一些評論家質疑法國——或者法國殖民主義的遺產——應該受到指責嗎？
許多政變策劃者肯定希望我們這么認為。2022年9月被馬里軍政府任命為總理的阿卜杜拉耶·梅加上校對法國發起了嚴厲的攻擊。
梅加批評“新殖民主義、居高臨下、家長作風和報復性政策”，聲稱法國“否認普世道德價值觀”，并在馬里“背后捅刀子”。
布基納法索的反法刻薄言論也十分猖獗，該國軍政府于二月份終止了一項允許法國軍隊在該國開展行動的長期協議，給了法國一個月的時間撤軍。
在與兩國接壤的尼日爾，有關總統穆罕默德·巴祖姆是法國利益傀儡的指控被用來合法化他的下臺，自那以后，阿卜杜拉赫馬內·查尼將軍領導的軍政府撤銷了與法國的五項軍事協議。部分原因是政變之后引發了民眾抗議和對法國大使館的襲擊。
歷史記錄為這些不滿提供了一些支持。法國殖民統治建立的政治制度旨在榨取寶貴的資源，同時使用鎮壓策略來保持控制。
英國殖民統治也是如此，但法國在非洲的作用的獨特之處在于，法國在獨立后繼續參與（批評者會說干預）其前領土的政治和經濟。
西非九個法語國家中的七個仍然使用與歐元掛鉤并由法國擔保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作為其貨幣，這是法國對其殖民地經濟政策的遺產。
法國還簽署了防務協議，定期代表不受歡迎的親法領導人進行軍事干預，以維持他們的權力。
在許多情況下，這加強了乍得前總統伊德里斯·代比和布基納法索前總統布萊斯·孔波雷等腐敗和濫用職權人士的勢力，為爭取民主的斗爭帶來了額外的挑戰。
盡管法國沒有進行軍事干預以恢復最近被廢黜的任何國家元首的職務，但所有這些國家元首都被視為“親法”。
更糟糕的是，法國政治領導人與其非洲盟友之間的關系常常腐敗，以犧牲非洲公民的利益為代價創造了強大而富有的精英階層。
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弗朗索瓦-澤維爾·韋爾沙夫（Fran?ois-Xavier Verschave）創造了“法蘭西非洲”（Fran?afrique）一詞，指的是“法國政治和經濟高層的秘密犯罪行為”所隱藏的新殖民關系。他聲稱，這些關系導致大量資金被“挪用”。
盡管最近幾屆法國政府試圖與法國非洲保持距離，但法國、法國商業利益和非洲之間的問題關系不斷提醒人們，其中包括一些令人尷尬的腐敗案件。
因此，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一位尼日爾人告訴英國廣播公司：“從童年起，我就一直反對法國……他們剝削了我國家的所有財富，例如鈾、石油和黃金?！?br />
此類丑聞常常被掩蓋起來，而法國的非洲政治盟友很強大，而且法國的軍事支持有助于維持穩定。
近年來，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確保秩序的能力不斷惡化，越來越容易受到批評。
盡管有大量資金和軍隊，法國領導的國際社會對薩赫勒地區伊斯蘭叛亂的反應未能使西非各國政府重新控制其領土。
這對布基納法索和馬里文職領導人的命運尤其重要，因為他們無法保護自己的公民，給人留下了法國的支持更多是一種負擔而不是一種祝福的印象。
反過來，民眾日益增長的憤怒和挫敗感也讓軍事領導人更加大膽地相信，公民會慶祝政變。
然而，盡管法國多年來在與非洲前殖民地打交道時犯了很多錯誤，但法語國家目前所經歷的不穩定并不能完全歸咎于法國。
它并不是唯一一個支持海外獨裁領導人的前殖民國家。
在冷戰的黑暗日子里，英國和美國幫助支持了許多獨裁者以換取他們的忠誠，從肯尼亞的丹尼爾·阿拉普·莫伊到當時的扎伊爾（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蒙博托·塞塞·塞科。
政變與前殖民國家之間的密切關系在以前的時代也不那么普遍。自1952年以來發生政變次數最多的四個國家是尼日利亞（8次）、加納（10次）、塞拉利昂（10次）和蘇丹（17次），這些國家都經歷過英國統治。
雖然法語國家最近的政變趨勢可能反映了法非的后遺癥，但西非和薩赫勒地區部分地區“前所未有”的不安全程度也支撐了這一趨勢，“武裝團體、暴力極端分子和聯合國表示，“犯罪網絡”破壞了公眾對文職政府的信心。
過去三年的每一次政變都是由一系列特定的國內因素推動的，這些因素表明了非洲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的作用。
在馬里，政變的背景包括2011年利比亞國家崩潰后極端主義勢力涌入、總統操縱地方選舉的指控以及首都反對黨策劃的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
尼日爾政變的導火索似乎是巴祖姆總統計劃改革軍事最高指揮部并罷免特基亞尼將軍的職務。
這有力地表明，政變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為了加強尼日爾主權或援助該國最貧窮的公民，而是為了保護軍事精英的特權。
最近政變的復雜動機充分體現在許多新軍政府試圖用另一種外部盟友取代一種有問題的關系的速度上。
最近在圣彼得堡舉行的俄羅斯-非洲峰會上，布基納法索和馬里領導人宣布支持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和入侵烏克蘭。
與過去一樣，這些全球聯盟的受益者很可能是政治精英，而不是普通公民。已有報道稱，5月，瓦格納集團的部隊與當時的普京政府結盟，在反叛亂行動中對馬里數百名平民實施酷刑和屠殺。
因此，減少法國的影響力不太可能直接促進政治穩定，而且在未來幾十年里，我們很可能會看到新一代軍事領導人試圖將進一步的政變合法化，因為需要使本國擺脫俄羅斯的惡意影響。
Leonard Mbulle-Nziege是非洲風險咨詢公司(ARC)的研究分析師，Nic Cheeseman是伯明翰大學選舉、民主、問責和代表中心的主任。
